我的电影从来没有赔过钱

　　 新京报：为什么你每部戏的拍摄周期都这么短？

　　 彭浩翔：因为没钱啊，多拍一天就有超支的危险。

　　 新京报：如此赶进度其他工作人员没有怨言吗？

　　 彭浩翔：有一次在片场，我们刚刚结束连续24小时的拍摄，然后我宣布休息两小时之后再接着工作24小时，说完这句话从我身后就飞过来一个瓶子。我当时根本不敢回头看是谁扔过来的，我真的害怕他们会打我。

　　 新京报：影片得了奖之后大家是不是就不会再恨你？

　　 彭浩翔：拍完《伊莎贝拉》之后，一个场工对我说，影片拍完后接下来都是导演、演员和其他主创的荣耀，获奖瞬间从来没有一个导演说会感谢一个场工。所以这次《伊莎贝拉》入围柏林电影节之后，我就穿着场工的衣服亮相在电影节上。一部电影凝聚的是全部工作人员的心血，不管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在我心里真的非常感激每一个人。
　　
　　 新京报：拍摄周期如此之短，如何保证拍摄顺利完成？

　　 彭浩翔：我的作品都是自己参与剧本创作的，在剧本阶段花费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不成熟我宁可不拍。把故事想好了之后我不会先去考虑演员，而是在与投资公司谈好价钱之后再去决定选谁比较合适。

　　 新京报：这样一来似乎给演员自我发挥的时间并不多。

　　 彭浩翔：我是绝对不允许演员擅自改台词的，哪怕是一个语气词。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们根本来不及弄明白剧本的重点在哪里。

　　 新京报：你的合作者比较固定，这也是出于缩短拍摄周期的考虑吗？

　　 彭浩翔：这倒不是主要原因。我比较怕与陌生人接触，我希望我的合作者都很明白我的表达方式，我不愿意花太长时间去跟别人讲自己。

　　 新京报：在香港电影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你觉得你是靠什么来换取投资人的信任？

　　 彭浩翔：投资人在和你谈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观众的身份，对他来说只是一门生意。与他们谈的时候我是个生意人，与创作无关。所以我必须首先考虑市场，不让投资人赔钱。到现在即使投资人不懂我的故事，他们也愿意放手让我做，因为我的电影从来没有赔过钱，这是我的优势。不过如果我想拍部不赚钱的电影，那就只能自己掏钱了。

　　 新京报：这么说你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人。

　　 彭浩翔：不是，生意上的事多半是杜汶泽在做，他喜欢跟别人聊天，和别人一起玩。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别人不经意一句话我就会想很多，所以比较适合负责创作上的事。

　　伟大的电影就应该包括所有元素

　　 新京报：你的影片总喜欢玩一种悬念，即使像《伊莎贝拉》这样一部反映父女之情的题材，这种悬念情结是受什么影响？

　　 彭浩翔：上中学的时候因为不够年纪租不到色情录影带，就租了一大堆好莱坞垃圾恐怖片，因为里面有一点色情，看着很多女生被鬼吓得跑来跑去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恐怖片里总是在你认为没事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秘密，吸引你往下看。那时我就认定，最伟大的电影就应该是这样，把所有元素都包括在里面。

　　 新京报：你的影片中关于男性内心的描述总是可以触到每个人的神经，你曾说你不会凭空捏造出一个故事，那么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你有了这些感触？

　　 彭浩翔：很多感触都是男人在成长中必然的经历。比如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喜欢看《成报》，但是母亲喜欢看《明报》，《明报》就是所谓象征知识分子身份的一份报纸。

　　 然后我就恶作剧地开始在《明报》上发表色情小说，把母亲气得不行，但我觉得很好玩。

　　 我的电影都是受发生在身边的故事的启发。比如《公主复仇记》就是我大学一个女同学的裸照被他男友在校园里传阅，这个女孩就跑来找我让我帮她把照片要回来，我当时一口答应，但并非出于仗义，而是因为照片还没有传到我手里。其实这就是男人的心理，在影片里我比较喜欢用一种自嘲的方式把他表现出来，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搞笑。

　　 新京报：你以前的作品有很清晰的风格定位，但是到这部《伊莎贝拉》，用你的话说就是“非常不彭浩翔”，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改变？

　　 彭浩翔：其实别人不知道应该给我放在什么位置才是我喜欢的，无法将我定位最好。我不想只当一个有着地域特色的香港导演，也害怕别人用“鬼才”、“怪才”来给我定位。我只想做一个导演，就像李安，他不是代表华人去拍电影，而是作为一个导演去拍一部作品。

　　 新京报：你的电影中充满了反传统的幽默和讽刺，现实中你也是很反叛的一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