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17日，史称“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何勇，加上唐朝乐队，一齐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登台演出。这些乐手都是第一次离开内地，香港的乐迷更是从来没有见识过北京摇滚的现场模样。 在张培仁的“香港演出后记”里，他这样写到： “现场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近万名香港观众。在此之前，他们很少有机会目睹来自北京的新音乐风采……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状况下，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观众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年来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这是中国摇滚继崔健后第一次高峰的实地见证。10年一转眼，当年倾情忘我的观众渐渐淡忘了那个令他们嗓音嘶哑的夜晚。而那些乐手们呢？ 1996年，何勇在一场工体演唱会结束后，便从人们眼中消失了；张楚在发表第二张专辑后便回老家西安过上了隐居生活。窦唯则彻底改变了音乐风格，走出了大众的视野。也许“魔岩三杰”和红磡的演出只是中国摇滚史上的一个坐标，并不能涵盖整个中国摇滚的进程。但追寻他们的这十年来的变化足迹，我们也许能隐约摸出一面中国摇滚乐的墙———尽管它残缺不全。 十年来，当初的乐迷现在都过得比我们好 新京报：有好多人特怀念10年前的魔岩三杰，有人说那是中国摇滚黄金年代的一面旗帜。你怎么看待大家对“魔岩三杰”的呼唤？你怎么评价当年在香港红馆的那场演出？ 何勇：我觉得人们怀念“魔岩三杰”是有理由的，那是中国摇滚最辉煌的年代，红磡的那场演出也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场演出。可这十年来，连当初的乐迷现在都过的比我们好。我说的好坏不单指钱。看看张楚、我和窦唯，我们这些年的境遇，你就明白了。如果说我是自己把自己毁了，那他们呢，他们并没招谁吧，不是一样吗？这里有我们自己的原因，需要好好反思，但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我们。这原因很复杂，很难一下说清。 新京报：今年春节的时候，我还在KTV唱过你的歌———你这些年收到过作品版税吗？ 何勇：刚出专籍那一年多时间收过，后来一分钱都没有。我都不知道管谁去要，魔岩都没了。 新京报：你们那时候那么成功，为什么突然一下就衰落了？ 何勇：魔岩把孩子推出去就管不了了。他们没想长远发展，也没这实力。1996年的时候，我演出的时候没公司也没经纪人，要是背后有个公司，我的事情不会那么不好解决。这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摇滚乐当时对港台流行音乐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一些人可能不敢再叫它发展下去了。当然还有其他更深的原因了，我想不明白的事，就不去想了。 新京报：你现在怎么评价魔岩？有人说它就是为了挣钱。也有人说它缔造了中国摇滚。 何勇：不能说魔岩就为了挣钱，他们有很多追求。挣了多少钱，只有天知道，但是他们确实做成事了，创造了品牌，也创造了历史。至今我依然觉得张培仁的那篇新音乐的宣言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文章。充满了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理想主义激情。我现在依旧很想念他和贾敏恕。但是，魔岩的问题也很多，它追求的是一种短期的效益，虎头蛇尾，好大喜功，并没有长远的打算，没有能力去建设和保护他的歌手。这是我离开他的原因。 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 新京报：人们习惯叫你们“魔岩三杰”。但是，首先从音乐上看，你们一开始就不太一样吧。然后再看这十年的走向，你们的差别恐怕就更大了。你觉得张培仁和贾敏恕当初为什么选了你们仨，而且一块推出来？ 何勇：正是因为我们不同，他们才选了我们。在推出我们之前，窦唯因为黑豹乐队，已经很有名气了；张楚在中国火也露面了；我完全是新人。如果我们相同，我和张楚就完全被窦唯“盖”下去了。只有不同才能一起推。从唱片工业的规律看，一起做宣传可以节省不少成本，还能造势，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做法。 新京报：那可不可以这样看，“魔岩三杰”的结合完全是商业的结果？ 何勇：对，可以这么说。就是商业的。但商业的不意味着不好。恰好相反，摇滚衰落很大程度因为在它背后从来没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商业规则来。 新京报：能描述一下你们三人的关系吗？94年前的，还有94年后的。 何勇：我们是君子之交。都是一个圈子的，早就熟。后来，各奔东西了。这几年，我跟张楚只见过几次。跟窦唯在后海常碰见，有时候还杀两盘棋。 新京报：贺兰山音乐节上，你和张楚都复出了。张楚的演出状态不好，很多人看了都有点难受…… 何勇：我看了也很难受，而且特不满意那天他那几个乐手的发挥，后来我还骂了他们。我原来说过，我们是魔岩三病人，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