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钧管这叫颓而不废，或者高级颓，就像颜色里的高级灰。

　　对于摇滚圈来说，郑钧的脸帅过了头；对于卡拉OK迷而言，他的歌又太“难听”。他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任何一个集团。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个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西安人能在歌坛的“辉煌94”这一年乘风而去，“活”到现在，纯粹是一个小概率的幸运事件，一个个案。

　　出道11年来，郑钧以两三年写一张专辑的频率跟人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其一副吊儿郎当的举止做派，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能够通过唱片版税养活自己的歌手。这些年，他去过了《回到拉萨》里的拉萨，娶了《灰姑娘》的原型，翻唱了小时候妈妈和姥姥教他唱过的歌，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愿望。现在的他还在写歌，在2005年12月3日的《温暖呐喊》个人演唱会后，又将开始制作一张全新的创作专辑。

　　郑钧的歌总是懒洋洋赖唧唧的样子，但是爆发起来又有一股狠劲，温情和粗野漫无条理地勾兑在一起。

　　颓是颓，但什么都不耽误。郑钧管这叫颓而不废，或者高级颓，就像颜色里的高级灰。

　　11月17日，对郑钧的采访在北京东部一个饭店的大堂里进行。郑钧感冒了，一直不停地说“对不起”，然后大打喷嚏，但是没有表现出一丝传说中的傲慢和不耐烦，态度堪称和蔼可亲。

　　“需要治疗颈椎病的话可以去我的演唱会”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在北京开过演唱会？

　　郑钧：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其实五六年前就打算开了，在首都体育馆，但因为与合作方的理念不同没能做成。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公司，这次演唱会的整体思路是以我为主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1994年出的第一张唱片里，《赤裸裸》、《灰姑娘》、《回到拉萨》、《极乐世界》等后来都成了卡拉OK的热门曲，1997年第二张专辑，《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路漫漫》等影响也比较大，到现在出了4张原创专辑。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一张唱片中歌曲的传唱度似乎越来越小了，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郑钧：从1999年出第三张开始，就基本不做宣传了。但这几张的销量其实和前面的专辑差不多。而且，传唱度只是一个方面，至少我的每张唱片里都有几首能留下来的作品，像第三张里的《怒放》、《幸福的子弹》……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后来不做宣传了，觉得名气已经足够大了吗？

　　郑钧：不，开始讨厌宣传了。

　　中国新闻周刊：问题是，如果没有30首左右高传唱度的歌垫底的话，做一个演唱会是不是会存在歌源的问题？

　　郑钧：这次我会在演唱会上唱二十六七首歌。有一部分肯定是全场卡拉OK，还有一部分就是让你听的，让你一边听一边甩脑袋的那种。所以需要治疗颈椎病的话可以去我的演唱会。(说这话的时候，郑钧仰头笑得很灿烂。)

　　“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老了”

　　中国新闻周刊：成名前后心态有什么变化吗？

　　郑钧：没什么变化。对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来说，吃饱了还是饿着不是特别重要。毕加索和梵高都是伟大的创作者，前者是饱的，后者是饿的。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你是因为艺术而饱着，但是假如你因为艺术而长时间地饿着，你还会坚持搞艺术吗？

　　郑钧：我会放弃。

　　中国新闻周刊：1997年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时候，你30岁，你唱“如果我哭了，可能是我老了”，你感觉自己的心态从那时起就老了吗？

　　郑钧：你误读我了。我不是从那时候老的，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老了。当我看着我爸爸的尸体，开始想人为什么要活着的问题，然后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老了。这种心态一直持续至今。

　　从那以后，我就像一列一直往前开着的火车，而我经过的种种社会经历，具体的事件，就像车两边的风景，只是从旁掠过，它们根本影响不了我的轨道，我的内心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1999年出第三张唱片的时候，你唱“尽快离开这地方”。就在前几天，准备演唱会期间，听说你又想实施逃跑，结果未遂，经常想逃跑吗？

　　郑钧：不是想逃跑，而是在逃跑。从小我就在逃，考大学我非要到南方，是一种逃，大四时想去美国，也是逃。后来我还是经常逃，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生活逃到另一种生活。但每次逃跑的下场都是被找到，因为我憋不住会打电话给老妈。让老妈十天二十天不知道我的下落，我可受不了。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你的心态都那么老了，还用得着总玩逃跑吗？

　　郑钧：所谓“逃跑”是为了寻找自由。这和老不老无关，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心灵对自由的依赖程度。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同时是一个享乐主义者”

　　中国新闻周刊：照片上的你常常是斜昂着头，一副白眼看鸡虫的样子。你说自己是一个没落贵族，你的天生优越感从何而来？

　　郑钧：“没落贵族”是别人愿意那么叫我，我自己没说过。我也从没有任何优越感。我爷爷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外公是早年留日的，如果是解放前，说不定还有一点意义，但我出生那会儿是我家最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