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的看法与此相似：“我不讨厌八卦，但是厕所就该是厕所，客厅就该是客厅，如果是《明星Ｂｉｇ Ｓｔａｒ》登八卦还可以。”

　　史安斌分析，这次窦唯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媒体或者商业媒体？中国许多媒体，想既做公共媒体又做商业媒体，但实际无法兼而有之。

　　“你不能一会儿捅八卦，一会儿又装乐评人，八面玲珑。” 何勇说。

　　史安斌分析这次事件引起关注的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人们普遍地对自己隐私权可能被侵犯的恐惧。最近关于网络监管的一些传言，让很多人产生这种恐惧，他们对窦唯的维护，可能也出于这种恐惧。”

　　关于新闻报道入侵名人个人隐私的底线，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都认为，人文关怀是其底线。喻国明说：“记者要学会换位思考。在娱乐新闻报道上，他们掌握着自由裁量的权力。如果一个事件与公众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却反复动别人的疮疤，就不善意。一个正派的记者不应该这么做。”陈婉莹说：“做新闻不能故意伤害人。”她举了香港已故艺人梅艳芳的例子，认为当初香港媒体追挖梅艳芳患癌症的新闻，就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

　　此前不久的４月底，一名北大学生在云南旅游时因车祸去世，有记者冒充学生家属混入宿舍拍照、采访。此事一经披露，引起对新闻报道的规范与底线的大讨论。这次因为窦唯事件，讨论继续升温。

　　媒体多元，社会健康

　　这次事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新闻操作的具体规范的探讨。事件的导火索，关于“窦唯骂李亚鹏太虚伪”的报道，其中的几个制作环节都引起了网友的质疑：陶毅没有录音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刊发那篇报道？即使如陶毅所说，窦唯真的说了此番话，但是作为朋友私下聊天，他将此发表出来，是否妥当？

　　陈婉莹认为，记者冒充死者家属采访的行为，比较容易确认为不对，但是窦唯事件中，因为许多细节没有确认，记者的责任也不能贸然认定。例如，“如果窦唯确实对《华商晨报》记者陶毅说了骂李亚鹏的话，并跟他交代，这些话是私下聊天，不可以发表，而陶毅也应允了，那么他就不应该发表。否则，他的发表并没有不妥。”

　　喻国明对此的判断与陈婉莹略有出入。他认为，“作为朋友私下说的话，如果发表，需要经对方许可，这是职业要求。对方没有许可，此事又与公众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就不宜发布。”

　　在美国生活的薛涌认为，不能因为这样个别的案例，就限制媒体报道的自由度。“在英国，戴安娜王妃的事件，当然引起了媒体的反思，但是并没有因此限制记者的权利，他们照样可以做狗仔。道德与法律的不同，就在于能提供空间，让人去自由选择。”

　　喻国明和史安斌也都强调，应该允许多元媒体的存在。“从行政管理角度，应该允许多元媒体的存在，这才说明是健康的社会。但是从媒体自身角度，应该有行业戒律，自我约束。”喻国明说。

　　但是在内地，不少人选择了简单地支持、同情窦唯。一时之间，窦唯被捧成了“真爷们儿”、“２００６感动中国人物”，有人甚至自封“窦粉”，要成立“窦唯后援会”。

　　张晓舟质疑这些“支持”、“同情”里的水分。“这次事件远远不仅仅是娱记的问题，整个社会的心态都病了。大家都惟恐自己不主流，总是带着主流社会的优越感去看非主流的窦唯。”

　　现在窦唯还关在拘留所中。有报道说，音乐圈的朋友们在为他策划一个募捐义演，崔健、郭峰、朱明瑛等都积极参与。但是记者与崔健的助手ＹＯＹＯ联系时，她说：“没听说有此事，也没有人与我们谈过。”

　　张晓舟对此说：“这毫无必要。窦唯有他的尊严，要支持他，请先尊重他，好好听听他的音乐。他不需要廉价的同情。”（稿源：南方周末）□本报记者 程绮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