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何勇一直的习惯，他每三年都会出去远走高飞一次。1999年，他在荷兰、法国呆了三个多月，印象深刻，还与当地的音乐家一起创作一些音乐作品。那一年，他想必是快乐的，快乐得让他忘了下一次的三年之约。 三年之后的2002年，何勇没再出去，机缘巧合的是他却到另外一个更陌生的地方转了一圈。那年的1月26日，何勇在深圳参加了一次演出，那次他状态很好，在接受南方一家著名媒体专访时平静如常，还信心十足地说：“我想拿出最好的东西面对大家，告诉大家我心里最想的。”可是时隔不久，在当年春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却在北京的家中“点了一把‘中国火’(魔岩1992年成立的唱片品牌)”，何勇说：“那天就是自焚，我完全失控了。”火灾殃及邻居，何勇被请进了看守所。一周后，他又被送进精神病院?熏开始了长达1个多月的强制治疗，出院后也仍然持续着药物治疗。 2002年的大年三十，是何勇33岁生日，那天他在看守所里看了春节晚会，这一切让他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自由。就拿抽烟来说，看守所里抽烟有人管，住进精神病院，也是一天只限定三次抽烟时间。丧失自由，让何勇想了很多关于幸福的东西：“从精神病院出来，回到家我点起一支烟躺在床上，我就想，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啊！想点烟的时候有火。” 麒麟之惑我不懂江湖 何勇从15岁就作为一名吉他手跟随演出团出生入死，也算个老江湖了，他在舞台上一个动作就能调动起全场的热情，表达感受的方式永远那么直接和犀利。就像采访何勇的第二天，我约他一起去中戏看话剧，我们去晚了，走进剧场里面黑压压的，根本找不到位置。何勇显然很兴奋，低声说：“嘿，爆满！牛X！” 不过也有变化，话剧结束后，何勇特地对我说：“昨天咱们谈到‘四大天王’那件事，我回去想了想，去年张国荣、梅艳芳都死了，我实在不想再对香港的音乐说什么了。”其实，前一天何勇谈到“四大天王”就已经很是宽容了，他说：“当年‘四大天王’太猖獗，我感觉一直受他们压制。可现在，他们的时代也过去了，这些年我也没再去关心他们。” 如果说10年前的何勇是个青皮，属于招招见血的人物，现在的他明显成熟了许多，“我现在比较顾及革命本钱了，就是身体。爸爸、妈妈都老了，我应该让他们生活得快乐、塌实，为他们多做点，这些都是我以前从没有想过的。”在生活中，何勇也有了更丰富的体验，同事就对我说何勇现在可喜欢唱卡拉OK了，简直想象不出这是那个唱“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的愤青。 对自己，何勇也有个很冷静的评价：“现在都讲情商，我是比较感性的人，在音乐上我可以做得不错，但是生活、感情等方面却不能自理，现在也是。我不懂江湖，所以我觉得一个歌手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经纪人，好多工作自己都做不了。我身边的人除了老崔也几乎都是这样，人都有缺陷，很多音乐之外的事都做不完美。” 因此，何勇也一直对当年魔岩公司的那些“老领导”念念不忘：“他们把很多事安排得很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自由的创作空间。”但遗憾的是，1995年以后，这些“老领导”相继撤离，魔岩剩下一个空架子，这是中国摇滚乐坛的一个遗憾，何勇为此也很失落。魔岩的虎头蛇尾，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何勇他们成了数千万青少年雷打不动的精神楷模，而“魔岩三杰”的主人公却被高高吊在半空，只能“孤独地飞了”。尤其在经济上，何勇甚至没能凭他牛X的音乐和现场表演脱贫，从1996年至今的8年多来他没有从自己惟一的一张专辑上拿到一分钱版费。何勇“瓢底”(意为穷到家了)了，而他那张《垃圾场》这些年到底卖掉了多少？谁能说得清。 麒麟之歌工作对我是最好的治疗 2002年冬天的那一把火，让何勇以为自己基本废了，那阶段的生活糟糕到不堪回首。那年年底，深圳的杨坚再次请他去演出，他想“我演不了，不行了”。后来，还是他那个在圈内很有人缘的慈祥父亲、中国歌舞团的乐手何玉声救了他，他不断地鼓励何勇，告诉他要坚持住。2002年底，何勇来到深圳，半个小时的演唱，五六首歌，他又找回了感觉，对他当时糟糕的病情也起到很好的恢复作用，也让何勇很清楚地看到：“音乐、工作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治疗，能给我药物无法达到的疗效。” 目前，何勇和乐队每周排练三次，这些年他虽然“停顿了，迟钝了”，但仍有不少灵感迸发的结晶，新歌小样已经录了几首，顺利的话，今年就能听到何勇阔别10年的新专辑。何勇说：“新专辑的名字可能是《北京病人》，还有个名字也挺好，《××××地铁》，不过都还没定，在商量。” 《××××地铁》是他的一首新歌，何勇说：“小时候是我爸第一次带我坐的地铁，那时候票价才5毛钱。我很喜欢地铁里那种环境和气氛，印象很深刻。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买一张票搭上列车，去向各自不同的目的地。车厢里有人读书，有人看报、聊天，很祥和、安静，那时候我想，这就是共产主义吧。” 新专辑里还有何勇很钟爱的一首，叫《蝶恋花》，何勇说：“是纳兰性德的词，我非常喜欢。曲子是我用中阮写的，感觉和他的词特合适。小时候我常在后海里游泳，长大后才知道旁边那扇大门里就是纳兰性德的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