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何勇一直的习惯,他每三年都会出去远走高飞一次。1999年,他在荷兰、法国呆了三个多月,印象深刻,还与当地的音乐家一起创作一些音乐作品。那一年,他想必是快乐的,快乐得让他忘了下一次的三年之约。 三年之后的2002年,何勇没再出去,机缘巧合的是他却到另外一个更陌生的地方转了一圈。那年的1月26日,何勇在深圳参加了一次演出,那次他状态很好,在接受南方一家著名媒体专访时平静如常,还信心十足地说:“我想拿出最好的东西面对大家,告诉大家我心里最想的。”可是时隔不久,在当年春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却在北京的家中“点了一把‘中国火’(魔岩1992年成立的唱片品牌)”,何勇说:“那天就是自焚,我完全失控了。”火灾殃及邻居,何勇被请进了看守所。一周后,他又被送进精神病院?熏开始了长达1个多月的强制治疗,出院后也仍然持续着药物治疗。 2002年的大年三十,是何勇33岁生日,那天他在看守所里看了春节晚会,这一切让他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自由。就拿抽烟来说,看守所里抽烟有人管,住进精神病院,也是一天只限定三次抽烟时间。丧失自由,让何勇想了很多关于幸福的东西:“从精神病院出来,回到家我点起一支烟躺在床上,我就想,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啊!想点烟的时候有火。” 麒麟之惑我不懂江湖 何勇从15岁就作为一名吉他手跟随演出团出生入死,也算个老江湖了,他在舞台上一个动作就能调动起全场的热情,表达感受的方式永远那么直接和犀利。就像采访何勇的第二天,我约他一起去中戏看话剧,我们去晚了,走进剧场里面黑压压的,根本找不到位置。何勇显然很兴奋,低声说:“嘿,爆满!牛X!” 不过也有变化,话剧结束后,何勇特地对我说:“昨天咱们谈到‘四大天王’那件事,我回去想了想,去年张国荣、梅艳芳都死了,我实在不想再对香港的音乐说什么了。”其实,前一天何勇谈到“四大天王”就已经很是宽容了,他说:“当年‘四大天王’太猖獗,我感觉一直受他们压制。可现在,他们的时代也过去了,这些年我也没再去关心他们。” 如果说10年前的何勇是个青皮,属于招招见血的人物,现在的他明显成熟了许多,“我现在比较顾及革命本钱了,就是身体。爸爸、妈妈都老了,我应该让他们生活得快乐、塌实,为他们多做点,这些都是我以前从没有想过的。”在生活中,何勇也有了更丰富的体验,同事就对我说何勇现在可喜欢唱卡拉OK了,简直想象不出这是那个唱“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的愤青。 对自己,何勇也有个很冷静的评价:“现在都讲情商,我是比较感性的人,在音乐上我可以做得不错,但是生活、感情等方面却不能自理,现在也是。我不懂江湖,所以我觉得一个歌手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经纪人,好多工作自己都做不了。我身边的人除了老崔也几乎都是这样,人都有缺陷,很多音乐之外的事都做不完美。” 因此,何勇也一直对当年魔岩公司的那些“老领导”念念不忘:“他们把很多事安排得很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自由的创作空间。”但遗憾的是,1995年以后,这些“老领导”相继撤离,魔岩剩下一个空架子,这是中国摇滚乐坛的一个遗憾,何勇为此也很失落。魔岩的虎头蛇尾,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何勇他们成了数千万青少年雷打不动的精神楷模,而“魔岩三杰”的主人公却被高高吊在半空,只能“孤独地飞了”。尤其在经济上,何勇甚至没能凭他牛X的音乐和现场表演脱贫,从1996年至今的8年多来他没有从自己惟一的一张专辑上拿到一分钱版费。何勇“瓢底”(意为穷到家了)了,而他那张《垃圾场》这些年到底卖掉了多少?谁能说得清。 麒麟之歌工作对我是最好的治疗 2002年冬天的那一把火,让何勇以为自己基本废了,那阶段的生活糟糕到不堪回首。那年年底,深圳的杨坚再次请他去演出,他想“我演不了,不行了”。后来,还是他那个在圈内很有人缘的慈祥父亲、中国歌舞团的乐手何玉声救了他,他不断地鼓励何勇,告诉他要坚持住。2002年底,何勇来到深圳,半个小时的演唱,五六首歌,他又找回了感觉,对他当时糟糕的病情也起到很好的恢复作用,也让何勇很清楚地看到:“音乐、工作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治疗,能给我药物无法达到的疗效。” 目前,何勇和乐队每周排练三次,这些年他虽然“停顿了,迟钝了”,但仍有不少灵感迸发的结晶,新歌小样已经录了几首,顺利的话,今年就能听到何勇阔别10年的新专辑。何勇说:“新专辑的名字可能是《北京病人》,还有个名字也挺好,《××××地铁》,不过都还没定,在商量。” 《××××地铁》是他的一首新歌,何勇说:“小时候是我爸第一次带我坐的地铁,那时候票价才5毛钱。我很喜欢地铁里那种环境和气氛,印象很深刻。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买一张票搭上列车,去向各自不同的目的地。车厢里有人读书,有人看报、聊天,很祥和、安静,那时候我想,这就是共产主义吧。” 新专辑里还有何勇很钟爱的一首,叫《蝶恋花》,何勇说:“是纳兰性德的词,我非常喜欢。曲子是我用中阮写的,感觉和他的词特合适。小时候我常在后海里游泳,长大后才知道旁边那扇大门里就是纳兰性德的故居。”